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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在美國的一家商店里，我第一次在一臺冰箱上看到“海爾”(Haier)這兩個字。當時，那似乎是全球經濟變革的一個強有力的象征。在上世紀70年代的英國，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所有家電的標簽上基本都寫著“日本制造”或“韓國制造”（偶爾也會標著“美國制造”或“德國制造”）。

從那以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聲名（或者惡名）遠揚。總部設在青島市的海爾公司喜歡標榜自身為世界頭號白色家電制造商。海爾集團已超過惠而浦(Whirlpool)，成為全球最大家電制造商。該集團去年全球營業額超300億美元。換句話說，那枚“中國制造”的標簽，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最近我發現還有更出人意料的第二個原因，表明“海爾”這個名字是經濟變革的有力象征。上個月，在維也納舉行的彼得•德魯克全球論壇(Global Peter Drucker Forum)的一場辯論會上，我和海爾公司魅力超凡的首席執行官張瑞敏見面了。在討論他的企業戰略時，張瑞敏語氣平淡地透露，在過去幾年，海爾裁減了超過15%的員工，其中包括1萬名中層經理，還有很多普通工人。

這并不是因為對冰箱的需求正在衰退；遠非如此。相反，張瑞敏一直在實施一個戰略，他將其稱為“網絡化”和“與用戶零距離”。這主要是指利用互聯網和其他技術工具，削減海爾管理體系和工作流程的層級——以及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

我敢說，一些英國《金融時報》的讀者看到這里會聳聳肩膀，因為西方企業多年來一直在利用數字化網絡精簡人員。過去一年，從力拓(Rio Tinto)、李維斯(Levi Strauss)到先正達(Syngenta)，每當我遇到企業高管，他們都會盛贊利用數字化提高“生產效率”的好處。事實上，現在這種趨勢在西方市場已經根深蒂固，牛津大學馬丁學院(Oxford Matin School)的分析人士認為，在接下來20年中，當前美國47%的工作崗位可能消失。但像張瑞敏這樣的人現在在中國談論數字化“效率”，給這股趨勢帶來了新的轉折。畢竟，那些“中國制造”的標簽之所以變得隨處可見，正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一直非常低廉——比西方要低。

數字化的一個關鍵點是，機器人和條形碼不僅以比美國工人更廉價、更高效、更穩定的方式執行許多任務，它們還比中國和印度的人力成本更低。這會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這使美國和歐洲企業更容易把工業生產過程留在西方，而不是輸出到中國。

這還會減少和“中國/印度/越南制造”標簽相關聯的工作崗位，從而可能改變新興市場未來數年的發展方式。“自工業革命以后，制造業一直是快速經濟增長的關鍵。但今天的制造業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哈佛(Harvard)經濟學家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數月前在一篇博客中寫道。他擔心，新興市場現在正朝著“過早的去工業化”前進。印度和中國等國無法再期望復制英國的工業革命——在經濟成熟以前的幾十年中，一大部分勞動力受雇于工廠。相反，新興市場或許需要依賴服務業來雇傭勞動者。

即使羅德里克是正確的（并非所有經濟學家都認同他的觀點），這樣的景象也并不一定是災難。歷史表明，技術過去也曾改變工作的性質：比如，在19世紀，農業革命摧毀了數百萬農場工作。但那時出現了新的工作崗位，吸納了就業——那些新的工作崗位在工廠里。

類似的事情很可能再次發生。張瑞敏堅稱，海爾的前員工已經開始適應行業變革——找到和互聯網相關聯的新角色，作為小微企業主和海爾合作，或者向海爾提供服務。麥肯錫(McKinsey)和普華永道(PwC)等咨詢公司認為，未來幾十年，數字化可能在新興市場創造數百萬新工作。張瑞敏認為，這些新工作為勞動者提供多得多的“創意”和“自由”——至少相對于生產冰箱的繁重工作來說是這樣的。

或許如此。但數字化員工的另一面往往是缺乏保障——看看圍繞著優步(Uber)展開的激烈辯論就明白了。不管怎樣，如果這個假日季你在商店里看到海爾的標志，記住“中國制造”標簽現在體現的改變是值得的。數字化不再只是西方的游戲——哪怕只是（或者說尤其是）在冰箱這樣不起眼的事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