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策應制造業新潮
http://m.sharifulalam.com 2013-04-08 14:27 來源：財經
部分企業生產線高調回歸，并不代表美國制造業整體復興。一些研究機構估計，美國大約四分之三的研發產生于制造業，但過去30年間制造業基礎的流失和瓦解，已經大大削弱了美國的科技競爭力。
振興制造業要押寶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美國正試圖通過政策配合與推動，重新鞏固因制造業大規模外遷而遭到削弱的研發競爭力
M思威力(Dan Swinney)位于芝加哥西郊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一副30年前拍攝的黑白照片：大工廠機器轟鳴，他腳踏一堆鋼管，和工友笑談甚歡。那時，他是芝加哥郊區一家鋼鐵廠的機械師。
但就在拍攝這張照片后不久，這座工廠也淹沒在當時制造業的倒閉潮中。
現在58歲的他，是芝加哥制造業復興委員會執行理事長，在離開工廠的30年里，他致力于探索制造業衰退的原因。他對《財經》記者表示，如果政府、企業和社區能采取恰當措施，當地80％的制造企業原本不會消失。
不過，思威力曾經所在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已不可能在美國重新崛起。在探索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包括美國在內的經濟強國紛紛將砝碼壓在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上。曾任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高端制造業助理主任的斯瑞達·柯塔（Sridhar Kota）對《財經》記者表示，美國制造業的未來將由高端制造業和高技能的工人主導。
這似乎被部分標桿性企業“重返美國”的舉動所印證：媒體報道稱，最新潮的谷歌眼鏡組裝線將設在加州硅谷；蘋果CEO蒂姆·庫克宣布，今年將把一條Mac產品生產線移回美國；德國SGL/寶馬公司也投資1億美元，在華盛頓州生產一種碳纖維材料，再運回德國用于寶馬新型“超大城市”電動汽車。
部分企業生產線高調回歸，并不代表美國制造業整體復興。一些研究機構估計，美國大約四分之三的研發產生于制造業，但過去30年間制造業基礎的流失和瓦解，已經大大削弱了美國的科技競爭力。
美國制造業協會副總裁卡里克(Gardner Carrick)對《財經》記者表示，美國有三個需要解決的癥結：確保公司不論規模大小都有能力和動力推進先進技術的研發；保證勞動力的人才庫具備各種層次能力的選擇；最后就是解決稅收、監管和員工福利等結構性成本。
系統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市場作用和企業努力，美國聯邦和州政府也試圖有所作為。在涉及制造領域，尤其是高端制造業復蘇的重要環節，比如基礎性科研支持、勞動力資源的教育培訓以及立法和規范環境等方面，一些政策行動在爭議聲中陸續登場。
篩選新科技
2013年4月，第一屆高端制造業年會將在紐約州特洛伊市舉行。負責組織會議的紐約州倫斯勒理工學院教授、自動化技術和系統中心主任文庭永（John Wen）告訴《財經》記者，他們篩選出今年最受關注的科技領域，分別是高端材料、能源科技、信息化智能制造和增量制造。
大型企業的研發方向，與此表現出相當的重合度：通用電氣正在研發的“工業互聯網”，將通過計算機網絡統一計算和管理機器、設備和內部網絡，做到資源最佳配置，提高設備使用壽命和性能，減少能源消耗。IBM等多家公司研發的“大數據”解決方案，將通過新方法收集和分析海量數據。
可被廣泛運用于下游行業、一旦創新突破就會大大惠及下游行業生產力的技術，更受政府的青睞。奧巴馬政府重點規劃和投入的三項國家級動議是：國家機器人計劃、國家納米計劃和國家材料基因計劃。
無論是產業界還是政府，都將美國高端制造業的未來寄望于科研創新能力。但美國的科研能力正因上一輪制造業大規模外遷而受到侵蝕，其創新能力逐漸與德國、日本等國家拉平，在特定領域甚至落后于人。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制造業經歷了明顯衰退。1979年－2010年間，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從1.94億個降低到1.15億個，降幅為40.7％，其中，2000年－2010年尤為明顯，共有5900萬份制造領域的工作消失，降幅為33.8％。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過去13年，每季度平均有占總數3.5％的工廠關閉，而僅有2.6％的工廠新開。
事實似乎表明，美國企業在本土保留核心研發、將規模制造外包或外遷的模式，或難符合新一輪技術革命的特征：電子與通訊產業可模塊化與可復制化的特點，加快了知識的溢出效應，由美國公司巨資開發的技術很容易被海外公司獲得，并搶先開發為可商業推廣的產品；制造業大規模外遷還造成本地產業鏈斷裂，進而損壞產生創新的基礎結構，不少企業的研發部門也隨之遷往他國。
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00年美國的高端科技產品尚有50億美元的貿易盈余，到了2011年則逆轉為高達990億美元的赤字，占總體貿易赤字的17％。在半導體記憶存儲裝置、鋰電池、平面顯示器、機器人、太陽能電池、高端照明、氧化物陶瓷等領域，美國曾經是技術的發明者，現在卻落后于其他國家。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石（Willy Shih）對亞馬遜電子書Kindle組件進行的生產成本分析顯示：Kindle由美國設計，其主要技術電子墨水在美國生產，但在185美元左右的總生產成本中，有美國公司參與的僅為40美元－50美元。美國公司并非不愿意生產更多組件，但由于在顯示屏技術上整體落后于外國公司，不得已選擇了外包。
最令石教授擔憂的是，當美國公司依賴于將顯示屏外包生產而不再進行相關創新，失去的不僅僅是某一項技術，而是整個顯示屏行業及其可能派生的其他技術。
通用電氣（GE）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伊梅爾特曾表示，GE在2008年開始意識到這種外包模式的不足：在家電業務上，一些曾經的外國供貨商吸取和改進了GE的技術，最后變成了競爭對手，搶走了客戶。伊梅爾特寫道：“那是一個生死存亡的時刻，要么快速、徹底改革，要么消失。”
現在也是關乎美國高端制造業大國地位的關鍵時刻。華盛頓“科技政策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總裁阿特金森對《財經》記者表示，振興制造業最大的意義在于從貿易上重新平衡美國經濟；制造業產品占全球貿易的80％，如果美國想改善外貿赤字狀況，償還債務，就必須生產和出口更多產品。
科技商業化
在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交界線附近，小城揚斯頓曾經是一座破落的鋼鐵城。去年秋天，一股新鮮的空氣開始彌漫，當地居民很樂意探討高科技即將給生活帶來的變化。
2012年10月，美國第一個制造業創新學院——國家增量制造業創新學院（Nation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 以下簡稱增量制造業創新學院）落戶在市中心一棟1.2萬平方英尺的建筑里，這里原本是揚斯頓商業孵化器的一棟倉庫配樓。
這是奧巴馬政府提議在全國建立的15個制造業創新學院的第一個，目前包含80多家公司、9個研究型大學、6個社區學院以及18個非營利機構。
2012年3月，奧巴馬政府宣布由聯邦政府投資10億美元成立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National Network of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以下簡稱創新網絡），包括增量制造業創新學院在內的15個學院是構成創新網絡的基本組成部分，分別聚焦于研究某一種平臺性科技。
“建立全國制造業創新網絡是奧巴馬政府的一個創新。”卡里克說。其目的是讓科研機構產生的成果更有效地在制造業領域得以運用。
以新材料為例，通常情況下從開發到應用需要10年到20年時間。比如手機用鋰電池，20世紀70年代提出概念，到90年代才實現產品市場化；如今40年過去了，鋰電池還是不能大規模應用于電動汽車。
今年1月，美國總統執行辦公室、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高端制造業國家項目辦公室聯合發布《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初步設計》，提出為填補技術產業化過程中的斷口，創新網絡將主要支持介于“‘發現/發明’起步階段的創新”和“商業化之前開始規模生產時期的創新”，即在“科技就緒水平量表”里相當于在4檔－7檔的技術。
在“科學就緒水平量表”中，1檔－3檔技術一般是指產生一個想法并在實驗室里呈現出來的階段；4檔-7檔是指，在實驗室已經可以做出供展示的物件原型和進行小量生產，到規模生產供應市場之間的階段。
1月底，增量制造業創新學院的會員結束了第一輪項目申請，學院媒體負責人Scott Deutsche表示，目前重點是如何商業化增量制造技術。
文庭永對《財經》記者表示， 創新網絡的特別之處，是可以助推眾多中小企業創新。一般情況下，20人到100人規模的中小公司獲得新技術的難度，要遠遠大于大型企業。
十年前，文庭永的團隊曾幫助一個小型公司將一種先進燃料電池膜轉換成可以生產的產品。他們進行可行性研究，通過一個名為系統合成（system integration）的網絡找出哪些部分在工業界已經有解決方法、哪些部分尚未解決，對不能解決的部分進行研究，再做出不同模型并選出最優，最后將技術輸入系統合成，形成一整套生產線。
一些人相信，這套模式將成為創新網絡的核心之一，即幫助小公司評估其科技成果的商業化價值，并縮短其商業化的時間。“如果有一個小公司想要評估一項新的技術是否能大規模生產，那就可以去創新網絡，調出網絡上的資源，很快就能夠評估技術的風險或者欠缺哪些環節，進行補充。”文庭永說。
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的傳播總監諾頓（Steve Norton）表示，創新網絡加快了技術產業化過程，也降低了創新成果外溢、被國外公司攫取和商業化的風險，有望將更多制造業保留在美國本土。
創新網絡的設計，還可以讓中小企業共享計算機輔助設計和仿真工具，降低其研發成本。
AST2是揚斯頓的一家小型科技創新公司，是最初參與申請加入增量制造業創新學院的公司之一。它的主要業務是利用“云技術”向高中、社區學院和大學提供3D打印相關的技能課程，目前大約有600名學生注冊，大多數合作的學校將這種遠程學習計入獲得學位的學分。
AST2每年需繳納5萬美元會費，總裁斯科特（Jack Scott）告訴《財經》記者，他最希望共享創新學院的3D打印機，供其學員遠程使用。小型公司可以配備3000美元－5000美元左右的小型機器，但一些復雜零件需要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大型3D打印設備，超出一般公司的承受范圍，共享、遠程操作的技術，將是這些學員的必備技能。
創新網絡源于德國“弗朗霍夫模式”（Fraunhofer Model），通過合同形式從政府和產業取得70％的資金，剩余30％基礎資金根據9∶1的比例，分別來自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通常用于產業化前期研究。
不過卡里克指出，弗朗霍夫模式更多體現的是政府-企業模式，而美國更傾向大學-企業模式。“美國政府只能出資幫助建立一些基礎設施，然后退居幕后，最終由公司來決定要發展哪些科技和產業。”
作為第一家創新學院，增量制造業創新學院的運作模式頗具開創實驗性。未來三年，其運營將由國防部出資3000萬美元，環境部、商務部等其他四個政府部門出資1500萬美元，以及申請團體共同出資4000萬美元，此后將逐漸過渡到自負盈虧。
培訓新工人
工人在美國并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職業，長期以來它和骯臟、枯燥和無趣這幾個詞有關。德勤咨詢和制造業學會2011年8月進行的《公眾對制造業的看法》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制造業對美國經濟非常重要，但在他們愿意選擇的職業上，制造業在七項主要產業中倒數第二，在18歲－24歲的年輕人的職業選擇中，制造業被列為最不受歡迎的行業。
芝加哥市僅存的兩所職業培訓學校之一， 奧斯汀工藝學校的負責人埃麗卡·思威力（Erica Swinney）對《財經》記者表示，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或許將慢慢改變這些不良印象，因為工作技術含量更高，工作環境也更安全、舒適。
2007年，埃麗卡的父親老思威力在芝加哥西郊一個黑人聚居區創立了奧斯汀工藝學校。今年春假前一天，四五個黑人學生正在一個堆滿儀器的教室里練習操作數控機床等電子設備，旁邊的展示架上擺放著他們用電線、鋼條、芯片等制作的簡易機器人。
工藝學校提供9年級－12年級的課程，包括基礎閱讀、數學和制造業的基本技能。課程內容是在征詢制造業企業的需求后逐漸形成的，教學過程中學校一直和企業保持聯系，企業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甚至向學校“預定”在實習中表現優秀的學生，為他們提供資助。
芝加哥都會規劃部政策研究員韋爾（Simone Weil）告訴《財經》記者，把發展制造業技術和培訓高技能的工人捆綁在一起，是美國高端制造業復興的獨特之處：通過研究德國制造業管理人員的案例，他們發現很多人畢業于職業學校而非商學院；因此，美國政府也開始鼓勵從高中階段就對打算在制造業就業的學生進行職業教育，同時也鼓勵企業直接與社區學校和職業學校接觸。
2012年2月，奧巴馬政府提出成立一個80億美元的職業基金，幫助社區學校培養200萬名“一出學校就能工作”的工人，這些工人將進入高成長、高需求的行業，獲得較高工資回報。
AST2公司總裁斯科特說，在未來的工廠里，工人的重復勞動操作將被機器人代替；他們必須具備編程等復雜技能，能創造性解決問題，能和設計人員、工程師合作尋找最佳解決方案。
資金支持以外，聯邦政府在立法和規范層面的舉措也逐步完善。由拉根（Kay Hagan）等三名參議員支持的“美國工作法案”正在國會討論，提案旨在通過調整現有的工人培訓項目，使他們掌握高端制造業技術，從而促進就業。
制造業學會還在完善一個全國性制造業技能認證系統，計劃根據企業需求發放5萬份證書。考取該證書獲得的學分可用于申請大學學位，這樣，即使進入職業學校的學生，也有可能被納入大學學習。
難創新環境
由于制造業觸底反彈和多方復蘇努力，過去兩年，美國制造業新增50萬個就業機會，位居各行之首，奧巴馬也在多個場合將“制造業復興”和“增加就業崗位”并行而論。然而，高端制造業的發展與美國就業市場的正相關關系尚需進一步印證。
記者采訪發現，大多數產業界人士認為，發展高端制造業就是用最短時間、更少的勞動力生產更多的價值，從而提高公司的競爭力。其中，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將減少，而不是增加就業崗位。哈佛商學院教授皮薩諾（Gary Pisano）援引過去的經驗指出，近幾十年來制造業工作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企業生產力提高，隨著這個趨勢發展，很難想象制造業就業再回其巔峰狀態，即提供全美大約四分之一的工作崗位。
此外，對于是否應該優先復蘇制造業，美國國內仍然爭議不斷。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認為，制造業并不比服務業、農業等其他產業包含更多的科技創新動能，一些大型零售企業如沃爾瑪、亞馬遜以及互聯網解決方案提供商思科在供應鏈領域的創新和對科技的運用，同樣也能推動科技的迅速發展，而服務業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
2010年，美國服務業出口約5500億美元，占貨物出口的一半。他因此認為，過于偏重制造業會阻礙其他潛力更大行業的發展。芝加哥幾年前在考慮向服務業轉型，現在卻積極倡導制造業。對此變化，芝加哥都會規劃部的羅莎（Garett Ballard-Rosa）回答說，這并非非此即彼的關系，芝加哥試圖把每一個產業都照顧好。
缺乏對制造業重要性的基本共識，讓復興制造業的第三環——降低結構性成本，也是言易行難。
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發布的最新結構性成本報告顯示，2011年美國的結構性成本（包括企業稅務負擔、員工福利、侵權成本、污染治理和能源成本）與2008年相比已從17.8％升至20％。報告將結構性成本增長歸因于高企業稅率和員工福利。
美國的企業稅率在經合組織（OECD）34個成員國中居第二，僅次于日本；員工福利方面，僅有法國的制造商對員工福利的支出百分比高于美國，兩國分別為31.2％和23.6％。
兩者之間又以公司稅率問題尤為突出，美國公司要向聯邦、州以及地方政府等多個衙門繳納多種形式的稅收，并且美國實行全球稅制，即美國控股的跨國公司在國外的經營所得須按國內稅率納稅；這樣，和經合組織其他經濟體多按屬地征稅相比，美國公司的負擔要重很多。
雖然聯邦政府多次嘗試改革公司稅制，但由于涉及的企業利益紛繁復雜，每次提案都會滿足一些人的利益，而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加之政府預算吃緊，奧巴馬政府提出要在以“收入中性”（revenue neutral）為前提降低公司稅的方案，在國會仍將遭遇游說集團的巨大壓力。
美國政府的“財政懸崖”危機，短期內也影響著政府在研發領域的經費開支。芝加哥費米實驗室和阿貢國家實驗室每年分別需要４億美元和８億美元的運營費用，大部分來自聯邦政府。
盡管削減細節有待國會３月底確定，但據估算，2013財年非國防部門開支（例如實驗室）的預算將削減大約9％。據記者了解，費米國家實驗室經費將削減大約8％，阿貢實驗室經費將削減大約5％，一些進行中的研究項目可能被迫叫停。
財政的緊張，還將直接影響政府對國家創新網絡和人才計劃的持續投入。再加之企業和政府對降低結構性成本的改革推進滯緩，美國以高端制造業拉動制造業復興的道路，暫時難見坦途。
美國仍然引領著基礎研究、科學發現和創造精神，但是在將發明和發現轉化成“美國制造”的產品和流程上漸漸失去立足點
把高端制造留在本土
過去十年中，我們失去了近600萬份制造業領域的工作。我不認為這些工作還會回到美國，特別是那些低端工作。我們應該阻止的是高科技制造業領域的工作流失。奧巴馬政府發起了一系列倡議，以幫助制造業復興，開啟了全美對制造業的討論。如果我們能繼續實施正確的政策——從完善科研基礎到稅收改革，那么制造業就能保持健康發展。十年之內，美國的制造業將主要由高端制造業和高技能的工人所主導。
應奧巴馬委托，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于2011年6月發布了一份名為《確保美國在高端制造業上的領先地位》的報告，詳細羅列了美國高端制造業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指出了創新政策的基本框架，并提供了相關建議。這些建議中最關鍵的一條是，通過國防部、能源部和商務部等聯邦政府部門的共同投資，著力研發可以進行商業轉換的項目。這份報告還建議降低公司稅率、將研發退稅機制永久化，以及加大對研究、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資。
在當年科技研發應用領域，機器人、平面顯示器和鋰電池等都是美國人發明的，現在由于各種原因，很多產品不能在美國生產。我們要做的是確定什么是下一代制造業技術，我們不僅要在本土發明創造這些技術，而且要在本土生產并保持高端科技產品的競爭優勢。
導致美國高科技制造業衰落的因素，并不在勞動力價格——德國的工資比美國高30％至40％。為什么德國有那么好的機器人制造基地？為什么德國能和亞洲國家競爭并且享有高科技制造業的盈余，而我們卻是貿易赤字？
美國的比較優勢在于高科技制造業和高技能的勞動力，美國仍然引領著世界的基礎研究、科學發現和創造精神，但是在將發明和發現轉化成“美國制造”的產品和流程上漸漸失去立足點，所以我們必須填補創新過程中的缺陷。
過去美國有貝爾實驗室、施樂帕克研究中心以及IBM實驗室等等，它們負責構想下一個有影響的創想。但是在過去20年至30年間，公司研發的大多數重點放在了短期項目上。現在美國需要一些機構來做轉換性的研究，就像德國弗朗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e）那樣，就像貝爾實驗室過去所做的那樣——這就是為什么奧巴馬政府決定建立由15所創新學院組成的“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
外溢效應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特別是當一個公司投資還處于初級技術階段的時候，這就是為什么需要“公私合作模式”介入轉換性研究，以減少公司的研發風險，讓處于競爭前期的科技加速成熟。
當一項科技尚在成熟過程中，生產流程還處于不斷變化時，最重要的是將研發和批量生產集中在一個區域。如果我們有好的制造業基礎能夠做到這一點，那我們就具有了先發制人的優勢；當一項技術日趨成熟，它所產生的產品的市場逐漸擴大，當然會出現其他國家的競爭者，他們會通過復制技術或者研發同樣的技術來獲取市場。在全球化條件下，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但把研發和生產放在一個地方，是我們保持領先的法寶。
在自由市場經濟里，公司會選擇對它們有利的事情，政府只能創造適合的條件吸引它們留在這個國家。如一項新科技最開始出現在美國大學或實驗室，通過“公私合作模式”成熟起來，那么知識、研發、技能和生產都會根植于此。這自然會吸引跨國公司在這里投資。
奧巴馬政府計劃搭建的創新網絡，尤其有助于激勵中小型企業的創新熱情，降低它們的創新成本；不過對于大公司來說，它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在研發，而更多在于貿易、法規和稅收政策，以及高技能人才的匱乏。
為此，總統工作委員會還推出了“現在需要的技術”（The Right Skills Now）培訓計劃，用短短16周時間，讓工人掌握立即可以用于就業的技術，工人每學會一門技術就可得到一個證書，證書累計起來還可申請學位。實際上，工人只需得到兩三個這樣的證書，就能很快在制造業領域找到一份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人實在太稀缺了。
人們普遍對制造業存有刻板印象——乏味、骯臟且危險，但事實不是這樣，特別是在高科技制造業領域。我們應該發起一個全國性運動來告訴公眾，制造業能為各種技能水平的人——從一線工人到工程師和企業經理——提供難以想象的機會。
美國大眾已經意識到制造業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我們應該成為一個制造產品而不只是消費產品的國家。最近德勤咨詢進行了一項調查，90％的受訪者將制造業選為令美國經濟保持強勁的“最重要”行業，這是一個讓人樂觀的觀念變化。
在華盛頓，幾乎所有議題都是按黨派劃線的。但客觀地講，制造業是少數幾個兩黨普遍能夠達成共識的領域。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經歷了一輪經濟繁榮，我們沒有意識到制造業在那時已經被漸漸腐蝕，以至于在上一個十年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奧巴馬之前的政府有其他任務要優先考慮，并未對制造業給予太多關注。即使今天，一些經濟學家仍然主張把精力放在服務業上，但是更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制造業對經濟領域方方面面的重要影響。
編輯精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