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會與會學者形成共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我們更要腳踏實地、遵循其發展規律。
“包括高新區,包括保稅區等不同形態的園區,園區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現在,它與中國經濟一樣,也面臨著如何轉型的問題。”
1月20日,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導,中國經濟年鑒社、國智傳媒主辦的“2013’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會暨國智傳媒成立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可怕的“落后心態”
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深圳特區,到14個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再到現在200多個國家級開發區,王一鳴表示,各種形態的園區不斷創造新的制度環境,釋放改革紅利。
但是,園區面臨的難題不少。其中,不少園區在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之初,“有的園區不甘人后,甚至將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上馬。”一位與會者說。
如某市在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園區時,要求每個街道建設1~2個新興產業園。在如此號召下,互聯網產業園、LED產業園、新能源產業園、裝備制造創新基地、新材料產業園等競相出現。
如此爭先恐后地投入新興產業,放大來看將會帶來怎樣結果?
“2008年以后,全要素生產率即廣義技術貢獻率不是增長,而是下降。也就是說,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還是靠投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說。
但是,“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在下降。”馮飛表示,這帶來的結果之一是,傳統制造業和部分新興產業存在產能過剩問題。
馮飛說,這是繼1998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出現產能過剩問題后,我們面對的又一次著程度深、影響大的產能過剩。
他認為,此次產能過剩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是普遍性。即傳統產業與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皆存在產能過剩問題。此外,我們還將出現絕對過剩,而非相對的、周期性過剩。
第三,近幾年的集中投資所造成產能過剩的是主要原因。比如平板玻璃,在2009~2011年,該產業形成的新產能占其全部產能的三分之一。
“最后,在這一輪產能過剩的形成中,民營企業作用非常之大。”馮飛說。
相較而言,民營企業的投資行為應更為理性,但據相關機構調查顯示,由于地方政府以行政性方式推動產能的增長,扭曲了投資者的投資行為。
“比如通過給土地、低價,甚至免費等方式推動投資。這使得投資行為發生扭曲。”他說。
“為什么我們這些年發展這么快,是市場的力量在推動嗎?”王一鳴說,“不全是。所以,我的基本結論是,在產業布局上能否更多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每個地方都想發展,每個園區都想做大,所以你會干預,推出各種補貼,因此出現扭曲。”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我們更要腳踏實、遵循其發展規律。”馮飛說。
釋放改革最大紅利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2年勞動年均人口減少345萬,比上一年下降0.6個百分點。
“這就意味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出現拐點變化。原有的低成本優勢可能會逐步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逐步消失。我們原有的人口紅利正在發生變化。”王一鳴說。
那么,今后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是什么?答案是必須通過改革,在傳統能力減弱的同時,創造、培育新的紅利。“人口紅利減弱,我們能否創造人力資本紅利?在資源紅利減弱時,我們能否創造科技驅動,釋放科技創新能力?”王一鳴說。
創造人力資本紅利、釋放科技創新力,將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馮飛認為,從規律角度看,戰略性新興產業有著不同于傳統產業的難點。
“首先是缺乏技術創新,甚至顛覆性技術出現。”他說。其次為商業模式不成熟、市場化初期成本高、服務化不足,造成新興產業推廣性難度大;再次,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導致新興產業出現不適應。
“現在我們擔心新興產業創新走老路,重復傳統產業的低端制造。”馮飛表示。因此,在新興產業發展當中,必須堅持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
他認為,新興產業的發展中,我們應探索產業發展新規律或新方式,應建立產業技術體系,創造附加值高。
王一鳴認為,在未來,要釋放改革紅利,釋放更多園區經濟的力量,我們應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讓政府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未來的園區競爭,哪個園區的軟環境好、人力資源好,就能吸引高價值鏈的區段到園區進行配置,而非通過各種扭曲的方式做項目。”王一鳴說。
馮飛說:“特別是政府支持管理方式要從過去的刺激數量擴張的方式,轉移到激發全社會創造的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