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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遭遇“后勞動力時代”
http://m.sharifulalam.com 2012-08-09 15:22 來源：中國科學報
勞動力成本上漲并非外資或國內企業離開中國的唯一原因。
繼阿迪達斯近日宣布關閉中國唯一一家直屬工廠后，凡客誠品CEO陳年日前也對外透露，從去年開始，凡客誠品已與孟加拉國代工廠合作以試水海外服裝制造市場，其成本相比國內最多可降低三成左右。
外資與國內企業“出走”潮的背后，折射出中國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漲的現狀。
法國南特人民銀行日前發布報告預測，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在未來幾年內趕超美歐與日本。長期擁有“世界工廠”頭銜的中國，在人口紅利消失后已無法再繼續依靠廉價勞動力成本吸引投資。
正在進入“后勞動力時代”的中國制造，今后還有何吸引投資的優勢？
企業“出走”原因復雜
此次阿迪達斯不僅關閉了其在中國唯一一家直屬工廠，而且國內近300家阿迪達斯代工廠中，已有十余家工廠接到阿迪達斯決定中止合作的通知。
在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薛勝文看來，目前勞動力成本上漲的確是眾多外企和國內企業紛紛離開的主要原因。
薛勝文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企業出于成本控制的考量，選擇將工廠遷往印度、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是明智之舉。在企業利潤率逐漸下滑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是其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據悉，中國勞動力基本工資在過去4年間呈逐年遞增態勢，我國今年上半年城市居民工資收入同期增長13%，農民工工資上漲14.9%。
然而，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是否為企業“出走”的唯一原因？在眾多業內分析人士看來，答案是否定的。
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張亞斌教授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勞動力成本上漲只是外資或國內企業離開中國的因素之一。
他指出：“勞動力成本上漲具體所造成的影響，要分不同的行業與企業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制造業龍頭三一重工在今年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前，已在德國北威州投資建廠并成立研發中心。
張亞斌認為，三一重工在國內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急需開拓國際市場，但西方國家貿易壁壘不斷加深，所以只有采取對外投資的方式繞過壁壘。
“企業出走的原因非常復雜，有的是想獲取技術，有的是要獲取市場與資源。企業決定是否投資是一種綜合的考量，除勞動力成本外，還包括原材料成本、市場的成長空間、政務環境、商務環境以及產業生態環境等等。”張亞斌說。
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也表示，企業決定離開中國的因素包含多個方面。以阿迪達斯為例，其將工廠轉向中國周邊如越南、柬埔寨等地，確實能夠降低成本。但不能忽略的一點是，目前美國正在推行的“再工業化”計劃。該計劃正想方設法吸引企業重新回到美國本土生產。據悉，阿迪達斯已在美國當地建設了一些新工廠。
仍具投資吸引力
上電科（北京）系統工程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力生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從2008年到現在，該公司招聘的大學本科生月薪已足足上漲了75%。
浙江均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司海濤也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近一年來員工平均月薪已經上漲30%至50%。
對此，張亞斌指出，目前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與人口紅利漸漸消失以及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由過剩變短缺的轉折點）的到來密切相關。尤其大量“80后”、“90后”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后，其文化素質、思想觀念與父輩工人們差異明顯，許多人寧愿失業也不愿意接受低工資，使得企業必須提高待遇才能吸引他們進入。
法國南特人民銀行近日發布報告預測，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在4年內趕上美國、5年內追平歐元區、7年內與日本持平，并指出“鑒于生產成本的強勁增長，中國很快將不再是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生產地”。
但是，這份來自法國的報告并未得到中國業內人士的認可。
“中國工人的名義工資確實在上漲，但是實際工資上漲比例遠遠低于名義工資上漲比例。近年來CPI一直走高，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且人口基數大，工資要在近年內趕上歐美的推斷缺乏充分的依據。”張亞斌說。
趙慶明表示：“這份報告有言過其實之處，中國與歐美日的勞動力成本仍有一定的距離。”
分析人士也指出，在短期內中國勞動力成本不可能超過發達國家的同時，與其他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仍是外資和國內資金投資的熱門地區之一。
“中國在制造業生產技術、設備等方面仍然擁有東南亞國家無可比擬的優勢。”薛勝文說。
趙慶明則指出：“中國有完整的產業配套措施，而且有龐大的市場，這是越南、柬埔寨等國家無法比擬的。比如前幾年一些轉移到越南的企業，有些已經又轉移回中國。”
張亞斌也表示，中國吸引投資的因素仍然較多。一些技術含量高的企業只有在中國才能找到擁有熟練的專業技術且相對較低廉的人力資本。
“所以，我覺得對于勞動力上漲并不需要過分緊張和恐慌。”趙慶明說。
產業升級的機遇
對我國以制造業為主、依賴密集勞動力的行業而言，勞動力成本上漲正是產業升級換代的重要機遇。
薛勝文表示，勞動力成本上漲會倒逼我國制造業等產業的轉型升級，企業為了繼續生存和發展下去，必然會選擇新的發展方式。
張亞斌也認為，勞動成本上漲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些對勞動成本依賴高的產業和企業——如阿迪達斯——會主動轉移出中國，而另一些企業則能通過這個機會進行產業結構升級。
他表示：“許多以前依賴低勞動成本的企業，今后可以依賴人力資本、技術與金融資本。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業，更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逼迫企業轉型。”
張亞斌告訴記者，隨著勞動成本的上漲，他所考察過的一些南方企業已采用先進設備替代工人以節省成本，“這正是企業轉型的重要標志”。
趙慶明則指出，從2005年人民幣匯改開始，一些日資、韓資等企業已經撤離中國沿海轉往其他國家與地區設廠。
“7年后，雖然很多企業已經離開，但中國勞動力市場反而更加緊張。這證明我國企業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正在進行，原本只是國際分工鏈條上的一小節，現在已發展為較長的鏈條，進而可成長為跨國公司，并實現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趙慶明說。
他還表示，勞動力成本上漲是中國成為中等收入發達國家必經的過程。我國企業在實現原始積累和工業化的過程中需要依靠外需，但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則必須轉向依賴內需和消費。
外資與國內企業“出走”潮的背后，折射出中國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漲的現狀。
在短期內中國勞動力成本不可能超過發達國家的同時，與其他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仍是外資和國內資金投資的熱門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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