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何去何從？
http://m.sharifulalam.com 2012-04-26 17:17 來源：中國自動化學會專家咨詢工作委員會
核心提示：因而不斷削弱這一要素成本優勢，許多制造業行業的國際競爭力終將喪失，產業向外轉移似乎是必然的。
自2004年以來，沿海地區的民工荒逐漸演變為普遍的招工難和漲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業的成本，引起了人們對中國能否保持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擔憂。既然普遍流行的觀點認為，迄今為止中國制造業獲得的巨大全球份額，靠的就是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而且事實也的確如此，那么，隨著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提高，因而不斷削弱這一要素成本優勢，許多制造業行業的國際競爭力終將喪失，產業向外轉移似乎是必然的。
本文并不簡單地贊成這種觀點。因為決定產業競爭力的關鍵不直接在于工資水平，而在于單位勞動力成本，后者由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或人力資本存量共同決定。雖然工資水平提高無疑會改變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成本，但是，勞動者素質仍然可以發揮某種抵消作用。即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既可以在較低工資和較低人力資本的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較高工資和較高人力資本的組合上形成。特別是從長期來看，回答中國制造業何去何從的問題，不在于做出某些簡單的判斷，而需要分析究竟什么因素決定著制造業的長期競爭力。本文分析表明，創造人力資本條件是保持制造業競爭優勢的關鍵。本文擬采用一種反向思維的方式，從考察潛在的制造業轉移目的地入手，看制造業有無可能，或者在什么情況下會流出中國。
價值鏈位置才是制造業競爭力
許多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曾經占有巨大的制造業份額，后來相繼被中國沿海地區所超越。在遭遇了金融危機并且復蘇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壓力下，這些國家當然希望能夠把制造業轉移回國內。例如，美國明確提出了“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等政策目標，并且成為了奧巴馬總統的競選口號和競選舉措。經濟學家也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論基礎、經驗證據和輿論材料。
例如，保羅•薩繆爾森從理論上推導出美國“無就業復蘇”的受害者或者“占領華爾街”的急先鋒們，實際上是國際分工的直接受害者。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曾經熱衷地推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稱其是社會科學中首屈一指既正確且重要的理論，但幾年前又與時俱進地證明了，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貿易的各國均等地獲益，而在受損的或獲益較少的國家內，由于勞動力不是同質的，那些低技能群體則因全球化而成為受損者。
還有的經濟學家發現，美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兩極化傾向，即高低兩端崗位增長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間層次就業崗位減少，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勵，進而低端勞動者的教育水平不適應產業結構變化。隨著全球化深入，可貿易部門的崗位大量外流，使得這個群體被新的國際分工排斥在外，最終表現為美國社會產生大量的窮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也發現，過去20年里美國的可貿易部門沒有創造任何新增崗位，并斷言產業外遷摧垮了美國經濟。
可見，無論是就事論事還是為了選戰的需要，奧巴馬總統把遷出去的崗位拉回美國的意圖是真誠的，也算是合乎邏輯。問題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喬布斯逝世前曾經促成了一次硅谷企業家與奧巴馬的會面，其間奧巴馬問喬布斯能否把蘋果在中國的工作機會帶回美國，喬布斯直言不諱地回答：那些崗位回不來了，除非你能夠培養出3萬名合格的工程師。喬布斯的話沒有說完，其實他還應該補充：“除非你能夠找到性價比堪與中國相媲美的一線工人”。那么，美國的教育和培訓能夠提供出這些工程師和工人嗎？
雖然美國仍然擁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學教育，在科技創新領域繼續占有領先地位，但是，前述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即對人力資本要求高的產業和對人力資本要求低的產業擴張快，而處在中間的產業處于萎縮狀態，一度形成所謂“從中學直接進入中產階級”模式。許多青少年不讀大學，甚至高中入學率也大大降低，整體人力資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國2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與世界173個國家同一指標的中位數的比率也相應降低。至今，在美國已經找不到既接受一線崗位報酬，又勝任普通熟練程度技能的工人，遑論制造業回流。
其實，美國也好、日本也好、德國也好，都仍然堪稱制造業大國，其制造業在價值鏈上的位置遠遠高于中國。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講的是，利用保護主義的手段抑制或傷害中國制造業，并不能把相同的崗位回流到這些國家。因此，結論是中國制造業不會轉移回到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不過，中國勞動力成本的變化也說明，值得探討的問題越來越在于，中國制造業在攀升價值鏈的過程中，將越來越遭遇與這些國家的直接競爭。因此，所謂保持制造業競爭力的命題，實際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價值鏈上獲得競爭力。這種新的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勞動力數量或工資成本，更取決于勞動力質量或人力資本。
中國人口紅利的深化：“數量型”變為“質量型”
中國制造業固然不會流回到具有剛性的高工資和高福利發達國家，那么會不會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被認為具有潛在人口機會窗口的國家呢？中國于2004年到達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為標志的劉易斯轉折點之后，預計在2013年到達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紅利轉折點，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趨于消失。與此同時，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落后于中國，還可以預期要經歷勞動年齡人口繼續增長的一段時間。如果這些國家潛在的人口紅利可以轉化為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按照著名的雁陣模型，就具備承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條件。
創造過“金磚四國”概念的高盛集團，后來又制造了一個具有經濟增長潛力并且與人口紅利相關的“新鉆11國”的概念。這些國家分別是韓國、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賓、孟加拉國、尼日利亞、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由于其中韓國是一個高收入國家，并且其人口轉變進程與中國相仿，實際上不應該在這個分類之中。而沒有包括在“新鉆11國”中的印度，反而更符合在勞動力供給潛力和工資水平與中國構成競爭的標準，所以，我們將印度替代韓國納入與中國的比較之中。潛在的制造業承接國家無疑遠遠超出這個范圍，這里僅僅是以這些國家為例，想要說明的道理將會具有一般性。
在上述國家中，有的無疑在勞動力成本上面比中國有優勢，如在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國等國家，人均GDP和工資水平顯著低于中國。但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國，工資也比中國高出很多，因此從勞動力成本角度尚不構成很大的競爭力。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事實是，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勞動力大國，上述國家加總起來也無法代替中國的地位。例如，2010年在全部進行比較的12個國家中，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中，中國占到了38%的絕對多數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這個世界第二人口大國的話，中國在全部勞動年齡人口中的比重更高達55%。即使到20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高于許多其他國家。
中國勞動力的龐大規模和占絕對優勢的比重，決定了這些國家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可能性，至少從目前來看還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說，即使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一個較小比例轉移到某個或某些國家，都會引起相關國家勞動力需求的強勁提高，以致勞動力供給不足，進而因工資上漲而降低其競爭力。近年來人們已經發現，在一些嘗試承接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家，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的趨勢十分明顯。以印度為例。雖然該國人口規模和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都十分龐大，但是，由于勞動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勝任崗位的要求，因此，實際上印度的有效勞動力供給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按照某種標準，印度工資上漲幅度連續10年居于亞洲各國之首。
可見，觀察勞動力供給不僅要看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還要看勞動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崗位的要求。換句話說，勞動力數量與人力資本共同決定著制造業的歸宿。我們來看25歲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情況。在11個與中國進行比較的國家中，只有墨西哥和菲律賓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國，大約高13-14個月。而更多的國家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大大低于中國，如孟加拉國比中國低33個月。如果我們計算25歲及以上人口總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積，作為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總量的話，則2010年中國在這12個國家中所占比重超過50%（圖1）。
根據2000-2010年期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長速度預測，2020年中國2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8.63年，屆時中國人力資本總量仍將占全部12個國家總量的45%。這個預測有兩個含義。其一，今后10年中國人力資本總量仍然將保持巨大的優勢。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一定份額會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作為這類產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國保持制造業大國地位的關鍵，是人力資本積累或教育發展的速度和質量。人口轉變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第一次人口紅利終究要消失，但是勞動力素質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紅利可以是無限量的。
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轉移承接力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濟的最重要特征，是地區之間在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上的巨大差異。換句話說，中西部地區可以具備所有雁陣模型要求的承接產業轉移的條件。撇開中國地區之間巨大的發展差異不說，僅人口轉變上的差異就可以為上述論斷提供有力論據。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中國地區之間在發展階段上的差異，也導致中西部地區在人口轉變過程中處于相對滯后的階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死亡率）為5.05‰，東部地區平均為4.68‰，中部地區平均為4.73‰，西部地區為6.78‰。相應地，剔除人口流動的因素之后，即主要按照戶籍人口進行比較的話，中西部地區的人口撫養比也仍然低于東部地區。可見，在人口紅利總體而言即將消失的同時，中西部地區尚有潛力可以挖掘。
首先，勞動力供給潛力在中西部地區。目前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很大部分來自于中西部地區。例如，2010年全部1.53億離開本鄉鎮6個月及以上的農民工中，中西部地區占68.2%，農民工中跨省流動的比例，中部地區為69.1%，西部地區為56.9%，其中大量的是流向東部地區。更廣義地說，東部地區內部的勞動力流動，也表現為從不發達地區到發達地區的模式。由于戶籍制度的制約，農民工在年齡偏大以后通常退出跨地區打工的行列，很大一部分返回家鄉務農，使得農業勞動力絕大多數在40歲以上。因此，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主要是進一步推動中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轉移。
其次，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將保持相對低于東部地區。可以想象到，那些年齡偏大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一旦在家鄉就可以找到非農就業機會，一定會樂于接受大大低于東部地區的工資水平。這是因為中西部地區較低的生活費用，以及勞動者無需克服跨地區流動的物質費用和心理成本，都等同于提高了實際工資率。近年來雖然出現了農民工工資在地區間的趨同現象，但是從趨勢上看，未來沿海地區的工資上漲速度將快于中西部地區。例如，以工資爭議為主要內容的勞動爭議案件，70%以上都發生在沿海地區，超過這類地區就業的比重，意味著中西部地區勞動者對工資的滿意程度，是大大高于東部地區的。
第三，中西部地區已經具備發展制造業的條件。除去勞動力在數量、技能和成本上的優勢之外，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部崛起戰略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實施，顯著改善了中西部地區的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制約產業發展的瓶頸因素得以消除。而且，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拉動作用的增大，未來的制造業越來越具有內需的性質，長距離運輸的必要性和成本也會降低。這些都創造了這些地區加快工業化進程的物質條件。
根據經濟理論，產業在這個地區而不是另一個地區的分布，既取決于生產要素成本的相對低廉性，也取決于產業集中所形成的集聚效應。以往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沿海地區的高度集中，既是由于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向這里的源源不斷流動，提供了豐富而成本低廉的勞動力資源，也是由于這里良好的產業配套能力。但是，隨著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近年來影響中國制造業區域布局的要素成本效應已經超過了集聚效應。相應地，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已經開始了地區轉移進程，2003年以后中西部地區的比重有了明顯的提高。
政策應對
人口紅利的內涵是人力資本，因此，與人口紅利而來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僅在于勞動力數量的無限供給，更在于勞動者承載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持續改善。由這兩個標準進行判斷，目前集中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制造業，不會回流到發達國家，也不會大規模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主要將逐漸轉移到中西部地區。據此，未來中國仍有條件保持制造業大國的地位，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然作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大國。然而，正如人口紅利的利用需要相應的制度條件一樣，保持中國制造業大國的地位，需要創造與經濟發展新階段相適應的制度條件。下面我們摘要提出兩個緊迫的政策需求。
首先，創造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政策環境。歸根結底，中國已經接近于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勞動力數量不再具有絕對的優勢，保持單位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關鍵則在于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不斷提升。在勞動力短缺的條件下，非熟練勞動者就業機會增加了，工資水平也上漲了，都會產生不利于繼續在學和升學的導向。這是一種典型的勞動力市場失靈表現，要求政府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在教育和培訓的供給方面，政府應該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個人的教育（培訓）支出比重。同時，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政府可以矯正失靈的市場信號，提高人力資本回報率，引導家庭和個人對人力資本投資。
其次，創造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政策環境。正如單位勞動力成本的計算方式（即勞動力成本與勞動生產率的比率）所顯示的那樣，在由工資表示的勞動力成本不可避免提高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提高越快，單位勞動力成本提高越慢，勞動力優勢得以保持。然而，提高勞動力生產率不能僅僅依靠提高資本勞動比，即用資本替代勞動，而更根本的辦法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西部地區將會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不應該重復沿海地區早期工業化的模式，良好的政策環境是關鍵。對政府來說，創造一個允許企業進入和退出，并藉此機制擴大有效率企業的規模，提高其比重，淘汰無效率企業，比直接代替企業進行產業或技術選擇，要有效得多。
?。ú虝P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國制造”如何突圍？
21世紀經濟報道 田國強 2012-03-20 22:43:18
核心提示：所以，在未來三到五年內，美國的戰略轉向應該不會對中國制造業形成巨大挑戰。
奧巴馬在其任內第三份國情咨文中發出了重振美國制造業的助選口號，并表示將以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制造業企業向美國國內回歸。其實，這不是奧巴馬第一次發出這樣的口號。早在2009年11月，他就曾發表聲明指出，美國經濟要實施再工業化戰略，轉向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這一轉變，對中國制造業而言，自然不是一個好消息。但是，重振制造業也好，再工業化也好，對當下的美國而言是一個知易行難的事情。因為與美國相比，“中國制造”的總體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中低端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依然存在，并且短期內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盡管這種競爭優勢也正面臨著一些中長期的趨勢性挑戰。所以，在未來三到五年內，美國的戰略轉向應該不會對中國制造業形成巨大挑戰。
其一，次貸危機之后美國失業率長期高企在9%以上，勞動力供給較為寬松，但是由于工資黏性以及強大的勞方力量，其勞動力成本依然十分高昂，遠遠無法與中國方興未艾的城市化進程中的龐大低廉富余勞動力相媲美。中國2011年51.27%的城市化率，與歐美發達國家超過70%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并且，由于吃苦耐勞的優良傳統，中國從事中低端制造業的員工往往非常勤奮，對于長時間、高強度、加班加點的工作更加具有適應性和容忍度。當然，這里并不是鼓勵加班加點，而是闡明一種現狀。
其二，中國擁有龐大的具有高技能的技工群體和工程師儲備。盡管素質良莠不齊，中國每年培養約60萬的工程師，是美國的七八倍。以蘋果公司的代工廠富士康為例，它擁有5000名左右的駐廠工程師，擔負著保證蘋果電子產品頂尖品質的重任，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目前，中國正在大規模推行的旨在提升工程師培養質量的“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以高校與行業企業聯合培養為特色，將可能推動既有的數量優勢向質量優勢轉化。
其三，制造業特別是一些高端制造業具有產業集群的特點，它需要一個相對集聚的完整供應鏈和產業鏈生態。這種眾多企業之間的互聯、互惠、互賴、互動關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吸引配套產業落戶，往往會在稅收政策、廠房用地、補貼政策等方面給予全方位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動輒得咎的美國政府難以企及的。短期內，美國不大可能快速建立起可與中國相比擬的產業集群。
盡管美國再工業化或制造業重振戰略的實現還有待時間的檢驗，短期內對“中國制造”的沖擊有限，但是由于世界經濟仍處于不確定的震蕩調整之中，經濟復蘇之路并不平坦，各國也紛紛祭出了形式各異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使得長期受益于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開放國際貿易體系的“中國制造”所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堪憂。與此同時，中國自身所面臨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人口、資源、環境等瓶頸因素的考驗，也正使得“中國制造”遭遇到其他新興經濟體在提供具有比較優勢的低成本要素方面越來越強烈的競爭擠壓，制造業產能向中國以外的東南亞、非洲、東歐等地區以及北美墨西哥、南美巴西等國家的轉移已經開始。
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201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值幅度達5%。粗略計算，自2005年7月第一次人民幣匯率改革至今，人民幣對歐元、美元、日元的累計升值已分別達到15.6%、21%以及6.2%，而這三大市場是中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和中國制造的主要目的地。并且，人民幣升值趨勢還將持續下去，這是“中國制造”需要持續面對的外在壓力。不過，這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與人民幣升值相伴的是，長期以來支持“中國制造”乃至中國經濟粗放式發展的前提條件——人口、資源、環境等要素資源的相對富余，正在逐步收縮成為緊約束。特別是中國長期享有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減。據國家統計局年初發布的《2011年我國人口總量及結構變化情況》顯示，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并且，與日本歷史上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和人口絕對數雙雙下降不同的是，中國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出現向下變化時，還伴隨著人口絕對數和社會需供養人口規模的雙雙擴大。
中國的對策
中國要在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邁進的道路上實現突圍，亟待扭轉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解決工業附加值較低、資源消耗較高、環境非友好、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產品較少等長期存在且愈益突出的問題，實現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轉變。當然，這也是當今世界大變化、大調整格局下中國經濟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
那么，如何促進中國制造從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轉變呢？
從宏觀的外部體制環境看，與這一驅動力的轉換相伴的是，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合理位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因為真正的具有可持續性的效率和創新是市場內生形成的，不是靠政府外部強力介入就能形成的，而后者恰恰是當前中國經濟模式的特征，也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諸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根源所在。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亦即所謂的“中國模式”有被作為一條經驗肯定和固化的傾向。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終極目標的相同性、轉軌路徑的差異性還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來看，并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只有“中國路徑”或至多“中國經驗”可言。以市場經濟、法治社會、民主政治作為轉型和發展的目標，以和諧社會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檢測指標，所謂的“中國模式”和這樣的終極目標和檢測指標仍有很大差距，還遠不成其為一個終極意義上的成熟模式，仍處于型塑和優化過程之中。
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中兩大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政府與市場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不可否認，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后發的轉型國家政府依然帶有一些特殊的發展屬性和強勢地位。但是，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作為一種過渡性安排將伴生巨大的負面效應。中國經濟發展驅動力的轉換，必須改變這種強勢政府統御市場的格局，通過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業壟斷、行政干預和市場準入限制等，創造有利于提升效率和激發創新的自由市場競爭體制環境。
“中國制造”如何突圍？
如何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呢？關鍵是實現政府職能的兩個根本轉變，即從與民爭利的發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務型政府轉變，從行政干預過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有限政府轉變，實現無為而治和科學發展。這是亞當•斯密、哈耶克等自由市場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給我們的啟示，也可以從中國古代圣哲的國學智慧中找到思想源泉。如，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曾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是很值得今天借鑒的政府治理哲學。
從微觀的產業發展趨勢看，中國要進一步加強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有針對性地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這是從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這兩個角度快速提升中國制造的質量和競爭力的一個有效途徑。現代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技術和知識創新的外部效應以及市場分工網絡功能發揮作用，導致了經濟產生規模報酬遞增式增長，而外部效應的主要創造、傳導、擴散部門正是由生產性服務部門承擔的。
首先，從社會分工和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隨著制造業市場范圍的擴大，更加專業化和充分競爭的生產性服務部門的存在，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進一步提升制造業的效率。亞當•斯密關于分工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思想，在今天依然閃爍著智慧光芒。
其次，從價值鏈上下游構成來看，上游的研發、產品設計和下游的物流、金融等生產性服務，可以在原有的中間生產制造環節融入更多的技術和知識要素，提高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的集約化程度，促進制造業實現向價值鏈上下游的延伸，壯大高端和先進制造業規模。
再次，從資本構成和投入產出來看，生產性服務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資本、智識資本和技術資本，其對于制造業的投入將使得制造業的產出中包含更多的差異化、難以模仿從而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獨特要素，是制造業創新和獲得新的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
國際經濟學界一些最新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和創新，對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都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因此，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和創新，對于中國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邁進，以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國家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和關鍵的作用。
當然，中國制造業要實現由大到強、由低端到高端轉變，關鍵的關鍵還是要靠市場的作用，靠企業家的作用。只有讓民營經濟充分發展，讓民營企業和非民營企業充分競爭，才能讓企業家精神真正發揮作用。蘋果公司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它已經不是僅僅滿足市場需求，而是去改變消費者偏好創造市場需求，這就是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力量，也是中國經濟轉型需要充分培植的力量。
編輯精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