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突圍：雙重困境下的中國低碳路
http://m.sharifulalam.com 2010-02-03 16:45 來源：董事會
面對內外經濟結構失衡，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必要而又緊迫，其戰略著眼點之一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在發達國家率先邁步的情況下，中國綠色突圍之路惟有多頭并進，奮起直追
喧囂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曲終人散，給國際社會留下無比的遺憾。一場馬拉松式談判，歷時兩年，達成的只是一個不具任何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氣候變化博弈的實質是排放權與發展權的爭奪，談判的結果會對世界各國在維護氣候安全背景下的發展模式進行制約或重新定義。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各國已達成共識，低碳經濟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渠道。中國自主宣布碳減排目標，不能說沒有國際壓力，但更重要的是源自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在內外困境下，低碳經濟為中國實現綠色突圍，走向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契機。
內外困境：中國發展遭遇瓶頸
自1990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談判啟動以來，國際社會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道路上已艱難跋涉了20個年頭。此間，中國已從一個溫室氣體排放上的“平頭百姓”變成了“大戶人家”。按照國際能源署的統計，中國的溫室氣體年度排放在2007年已躍居全球第一，人均排放超過世界平均水平5%，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約有一半源自中國。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中國由于突出的排放地位而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是各方關注的一個焦點，“樹大招風”由此可見一斑。
哥本哈根會議前夕，國務院會議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這表明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愿意通過自主的減排行動，推動哥本哈根會議取得成功。正如溫家寶總理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強調的那樣，“中國自主宣布的減緩行動目標不附加任何條件，也不同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我們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實現目標，甚至會做得更好，這符合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然而中國真心實意的努力，并未能換來哥本哈根會議的成功，也沒有結束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無端污蔑。哥本哈根會議結束后，有一種觀點正在歐美國家擴散，指責中國“劫持”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談判進程。無論如何，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見證了中國的崛起，終于在一個特定的全球性議題上與美國處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回首與總結，正如媒體所言，“從哥本哈根會議中，中國必須汲取一個重要教訓，即它可以決定做一個領導者，還是壞人。因為，當你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時，根本就沒有做好人這樣的事情。”面對嚴峻的生態危機，中國的全球發展戰略必須以人類的整體利益為前提，也需要一個和諧的國際輿論環境。中國深諳此道，即便做不了好人，也要做“最好的自己”。
實際上，中國實現碳排放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是具有挑戰性的。一是人口增長。盡管中國已進入低生育國家行列，但由于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人口增長的慣性作用，當前和今后的15年，中國人口將以每年800-1000萬的速度增長。就業壓力、消費方式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等，在未來的幾十年中都將給中國帶來巨大挑戰。二是生活水平。中國人均收入已經達到4000美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人均收入已超過6000美元。收入的提高，必然帶來生活水平的改善，而這種改善是以能源消耗為基礎的。三是工業化水平。在工業化發展加速階段即重化工業階段，鋼鐵、汽車、造船、機械等產業的發展，對中國未來的能源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有很大的影響。四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進程加快意味著現有城市的擴張和新城鎮的建立，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原材料生產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飛速發展，而這些原材料的生產很多是能源和碳密集型的。五是國際貿易分工。中國處于國際產業分工較低端，大部分的進口是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而出口主要是能源密集的制造業產品。“中國制造”產品在滿足各地消費者需求的同時，也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六是資源環境約束。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短期內難以改變，能源結構調整難度大，在向低碳發展模式轉變的過程中，將比其他國家受到更多的資金和技術壓力，付出更高的代價。
中國正在走一條趕超型或壓縮型的工業化道路，已進入工業化中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績，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面對環境污染、資源和能源短缺等硬約束，中國必須尋求新的發展道路，才有可能突破經濟增長的“瓶頸”。如果說低碳經濟是全世界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的必然選擇，那么對于中國來說，其戰略著眼點之一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通過低碳經濟，中國在減少自身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同時，也可以緩解在國際氣候政治中的壓力，減少在此問題上與其他國家的摩擦，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在此基礎上，中國可以進一步推動全球氣候合作進程，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從而提升國家地位。
綠色突圍：低碳經濟創造契機
低碳經濟概念最早亮相于2003年2月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發表的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宣布到2050年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2006年10月，由英國政府推出、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的《斯特恩報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的1%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GDP損失5%-20%，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隨著“巴厘路線圖”的達成，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行動不斷走向深入，低碳經濟發展道路在國際上越來越受到關注。
低碳經濟是指碳生產力和人文發展均達到一定水平的一種經濟形態，旨在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它是一種經濟形態，而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就是低碳發展的過程，目標是低碳高增長，強調的是發展模式。它突出體現為低碳技術的競爭，著眼點是低碳產品和低碳產業的長期競爭力。它是一種長期發展愿景，轉型過程具有階段性特征，最終，低碳經濟通過技術跨越式發展和制度約束得以實現，表現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結構的優化以及消費行為的理性。
當前，發達國家已紛紛向低碳經濟轉型。美國總統奧巴馬上臺后，在能源政策方面采取了包括宣布將對排污排放收費、建設智能電網、投資新能源等一系列措施 ；英國通過頒布“氣候變化法案”，啟動“綠色振興計劃”，公布“碳預算”等多種手段引導人們向低碳生活方式轉變；歐盟將低碳經濟看作“新的工業革命”，從目標制訂、標準與立法、機制建設到科研投入、項目投資，都走在世界前列。
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已是大勢所趨。英國等歐洲國家倡導發展“低碳經濟”，日本提出建設低碳社會，世界各地競相發展低碳城市。盡管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尚沒有可資借鑒的成熟模式，但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家們已開始調整在貿易、金融和生產計劃方面的決策。種種跡象表明低碳時代已經到來，誰領先一步，誰就將主宰可持續發展的潮流，將成為未來國際市場的最大贏家。
目前，我國正在深入實踐科學發展觀，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的同時，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最終建成“兩型社會”。這與低碳經濟在實質內涵上是高度一致的。中國的選擇不僅關乎世界未來，也決定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中國需先行一步，抓住未來發展的先機。
首先，金融海嘯和全球經濟減緩為低碳經濟轉型提出了新的機遇。低碳經濟，不僅可以成為渡過目前經濟困難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確保中期經濟持續增長最可行的手段。為穩定金融體系和經濟增長，各國相繼或聯合推出了激進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制定了上萬億美元的大規模救市方案。如果把救市資金(再加上在等候時機的數萬億美元游資)盲目地投入到舊產業以及窮途末路的經濟模式，只會導致污染加劇、生態惡化，經濟即便走向復蘇也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因此，選擇低碳經濟才是有遠見的考慮，才能為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實際上，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多數發達國家進一步明確和提升了節能環保和新能源產業的戰略地位，已將其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作為調整經濟結構、刺激經濟復蘇、搶占競爭制高點的支柱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其次，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引發的國家間在政治、經濟、貿易等方面的激烈競爭形勢，成為中國推進技術自主創新的巨大驅動力和重要機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將伴隨著激烈的技術競爭，雖然中國通過加強技術轉移談判可獲得發達國家的技術支持，也可以從發達國家引進相關的技術，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但我們也要充分意識到，發達國家在支持和鼓勵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正試圖通過新一輪的國際規則，新一代的領先技術，以節能環保產業為載體，確保其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尤其是通過主導國際節能環保標準的制定，迫使發展中國家以高昂代價進口其技術裝備，限制和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產品輸出，運用“碳關稅”大棒即是一例。因此，技術自主創新已成為中國實現低碳發展的關鍵對策。中國需要把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技術作為技術自主創新體系的重要領域，以超常規措施大規模發展和推廣低碳技術。與此同時，中國也要積極主動地參與未來游戲規則的制定，將自己的利益訴求體現于未來國際氣候制度與機制中，再也不能因錯失或者放棄規則制定權而重蹈加入WTO談判那樣慘烈的覆轍。
再次，當今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重復西方發達國家的“碳鎖定”的歷史過程。在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發達國家的重碳產業和技術正通過國際投資與貿易渠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以低碳經濟為標志的世界經濟新潮流，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避免陷入“碳鎖定”，甚至及早解鎖。從這個意義上說，向低碳經濟轉型，就是“解除碳鎖定”的同義語。在2008年中國新增加的4萬億刺激經濟投資計劃中，國家安排了5800億元用于節能減排、生態工程、調整結構、技術改造等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項目。同時，中國正在制定“十二五”乃至更長期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雖然中國經濟完成了“保八”目標,但投資高增長使得經濟增長中的結構矛盾愈發嚴重。治理過剩產能、節能降耗和節能減排將對工業增加值增速產生較大壓制,將制約企業利潤的回升空間。因此，需要按照低碳經濟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要求，調整投資、出口和消費這“三駕馬車”的重點和方向，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在產業戰略發展上，國家應選擇低碳經濟相關產業作為未來優先發展方向，并在財政、信貸等多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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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國企業已經在多個低碳產品和服務領域取得世界領先地位，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相關行業最為突出。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最大的環保節能市場、最大的低碳商品生產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國。如果能在國際貿易規則中進一步促進低碳產品的國際流通，培養競爭優勢，中國低碳產品的整體競爭力將進一步提升。需指出的是，雖然低碳產業前景看好，適當的產能過剩也有助于競爭，但天女散花式的投資和地方保護主義的結果，不僅帶來重復投資的泡沫問題，更嚴重的是投資方向的雷同而且趨向低端技術(由于投資強度的降低)。
多頭并進：路徑選擇實現突圍
雖然低碳經濟理念已經得到多數國家的認可并付諸于行動，但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卻有著不同的內涵。發達國家著眼于低碳，其低碳經濟目標是與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義務聯系在一起的。發展中國家著眼于發展，強調在實現發展目標的同時，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實現減排與發展的雙贏。
許多國家和地方政府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政策措施以支持低碳經濟的轉型。一個有效的政策措施，需要克服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多個障礙，包括金融、資源和技術、市場和消費等等。而對于所有的國家來說，實現低碳經濟轉型的路徑都需要協調和發揮各種政策措施的綜合作用。
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一些發達國家通過體制、機制建設，加大規范市場的力度，逐步建立了一套鼓勵低碳經濟發展的社會體系。一是能源、資源、環境性產品及服務的價格信號導向機制；二是誰污染誰付費的責任延伸機制；三是能源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標準體系及第三方監測機制；四是排放限值制度和排放權交易機制；五是技術準入許可機制；六是節能環保服務企業專業化運營機制。歐盟通過制定排放限額標準，鼓勵企業加大“綠色投資”，用標準引導市場。英國發布了《英國低碳轉換計劃》、《英國可再生能源戰略》,標志著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政府預算框架內特別設立碳排放管理規劃的國家。英國利用價格信號機制促進企業主動降低能耗，通過產品“碳足跡”標識，記錄和顯示單位產品的能耗及排放，運用市場手段鼓勵消費者購買生產過程消耗能源少的產品。日本政府公布了名為《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過實行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綠色經濟。日本正式啟動支援節能家電的環保點數制度,通過日常的消費行為固定為社會主流意識,集中展示綠色經濟的社會影響力。
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政治制度、人口規模、發展水平、地區差異、技術水平、環保觀念等諸多因素都與眾不同，因而在借鑒發展低碳經濟的國際經驗時必須考慮自身的特殊性，走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低碳發展之路。選擇低碳路線，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2010年要開展低碳經濟試點，努力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充分顯示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的決心。與此同時，地方上有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布局已次第展開。中國目前同時面對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和國際經濟結構失衡，發展低碳經濟既具有必要性，又有緊迫性，而減少碳排放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經濟結構調整。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率先邁步的情況下，中國綠色突圍之路只有多頭并進，奮起直追。
第一，要盡快制定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規劃，出臺發展低碳經濟的指導意見，包括：盡快出臺包括低碳經濟發展的工作思路、基本原則、主要目標、工作重點、保障機制等；將低碳經濟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進行總體安排部署；將低碳技術研發納入國家科技規劃和相關科技計劃；制定專項規劃，提出低碳經濟的目標、重點和保障措施等，確立低碳經濟發展的區域模式和產業模式；提出低碳經濟的統計和考核指標，并作為國民經濟規劃中的引導指標；制定重點行業和部門的低碳發展規劃，向低碳轉型。
第二，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積極研發低碳技術，開發低碳產品，重點著眼于中長期戰略技術的儲備，整合市場現有的低碳技術，加以迅速推廣和應用；理順企業風險投融資體制，鼓勵企業開發低碳等先進技術；按照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原則，研究提出我國低碳發展的技術路線圖，促進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另外，也要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三，應明確低碳發展目標，向公眾、企業和市場傳遞準確的決心信號。哥本哈根會議期間，涉及低碳產業的A股備受熱捧，這實際上是市場對低碳經濟的預期。作為管理者，政府的政策風向標在促進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市場價格和公眾心理的波動都同等重要。因此，需要制定清晰的政策目標，依托和整合現有政策體系和手段，向社會大眾表明政府聯合全社會一起實現低排放或零排放的決心，并使政策目標成為傳遞價格的信號，從而促使企業和普通大眾都積極融入低碳經濟的框架中來。而長期的政策目標也可以給企業以信號和堅持低碳模式的信心，使企業這一經濟細胞健康發展，從而推動整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實施低碳經濟的政策工具應多樣化和相互協調，形成低碳發展的長效機制。
第四，可以開辟一些地區進行試點。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方針、政策和措施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低碳經濟是個新生兒，各國對其“脾性”均了解不多，通過試點摸索和經驗推廣可以避免一些僅僅因為“趕時髦”但不考慮“水土”而犯的錯。建議在我國部分地區進行試點工作，來檢驗相關的技術與法規，檢驗工作成效，探索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路子與運作模式。應針對不同的發展水平和區域特點，選擇若干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根據低碳經濟發展的不同內容和目標先行試點，總結經驗，以探索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發展道路。
第五，建立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于低碳經濟的理解之所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一個國際可比較的度量標準。國外低碳經濟實踐和低碳城市建設如火如荼，國內從率先探索的上海和保定，到積極謀劃的珠海、杭州、唐山、深圳、德州和貴陽等，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現在急需的是構建一套具有可參照性的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以規范、指導和評估各地區、各行業、各階段的低碳發展情況。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應該與環保部《生態省、生態市、生態縣建設指標》和《國家環保模范城市考核指標》相兼容。
第六，加強低碳產業的外部整合，提高國際競爭力。我國的低碳產業雖然已具雛形，但缺乏自主核心技術卻成為制約其發展的重要“瓶頸”。以新能源產業為例，光電、風能、生物質能等都走過或正在經歷同樣的歷程：利潤誘惑-瘋狂投資-產能過剩-泡沫破滅。業內有識之士指出，從單項技術上講，某項產品產業鏈的每個環節上，技術的難題已基本攻克。但具體到集成化應用，卻難見成功的案例。因為目前的低碳產業還僅僅停留在內部技術整合階段，缺乏整套綜合的解決方案。因此，低碳產業要想與傳統產業實現無縫對接，就必須跨出內部整合的階段，開始著手外部整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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