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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產業愿景美好但任重道遠，需要對“泡沫”有清醒全面的認識，而戰略實現的路徑、亟待打通的產業鏈、新能源企業在戰略轉型中的風險等關鍵問題亟須厘清

　　在低碳經濟成為必然趨勢的今天，國家出臺了相應的新能源戰略，大力支持對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并調整新能源的規劃目標。然而不可避免的，在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資金扎堆、制造概念等泡沫現象。如何看待新能源潛伏的巨大泡沫？“泡沫”的存在對新能源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將可能產生何等影響？

　　戰略路徑環環相扣

　　《董事會》：實現減排達到碳經濟的方式，包括提高能效、低碳能源供給、陸地碳匯和改變消費行為，前三個范疇屬于技術性減排機會。對于中國而言，現實的減排方式及新能源戰略實現路徑是什么？

　　黃荻：可持續發展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經濟上良性有序的發展；二是在環境上，既包括對環境的保護和維持，也包括有害物的排放的減少，即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三是社會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包括對民生的關注。

　　2009年，科爾尼公司對全球16個行業進行了跟蹤研究，發現其中有13個行業的企業存在著實施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并成功的規律，而其他3個行業的企業則不存在這個規律。

　　從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出臺了相關政策進行引導和限制，包括鼓勵新能源企業的產生和應用，限制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另外也包括一些經濟手段，比如通過減稅來鼓勵企業的自發行為。

　　對企業來說，必須依賴于經濟杠桿，做這個事情或者增加它的營業收入，或者可以降低成本，或者給他帶來新的客戶，或者提升品牌的優勢等。從國外的情況看，消費者往往要求你這個產品是低碳的，碳足跡上必須清晰地表明產品是經過怎樣一個綠色供應鏈來生產的，他們才愿意消費，也就能促進企業去生產該類產品，實際上在消費端的這種行為是很關鍵的。其次的一個關鍵點就是新技術的產生應用，這點在中國的發展可能不太平衡，當然中國有很多優勢，首先就是政府在宏觀政策上的作用比市場國家更大，例如限令所有的超市都不能用塑料袋，就可以得到有力執行。還有一點就是，所有的減排指標目標一定要落實到企業層面才能真正實現，以便很清楚地統計減排量，評估已實施的行為離目標有多近。但包括國資委下屬的很多大型企業，例如具體到發電廠這個層面，我現在還沒看到指標下放的舉動。

　　此外還需要從文化方面推動。勤儉節約是中國社會文化的一大特點。研究表明，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電消費只相當于歐洲一個家庭洗衣機中的烘干機，這表明我們在耗能耗水方面有節儉的習慣，但在其他方面可能還比較欠缺，比如垃圾的回收缺乏有效分類、回收和利用。同時，媒體和公眾關注度還不夠。

　　鄭曉軍：有很多人忽略了一個問題，不同的新能源的基礎對碳減排的貢獻是不一樣的。目前，我國的新能源戰略實現路徑還是有些問題的，大家更關心新能源本身，而沒有關系到對現有的技術、設備進行改造。我們的傳統工業、傳統建筑對能源的消耗，這些不解決的話，光提新能源是無濟于事的。

　　酒里有泡沫，還是泡沫里有酒？

　　《董事會》：新能源發電是低碳經濟最重要的“開源”手段，然而新能源項目的一哄而上、產能過剩，帶來了產業出現一系列低端的泡沫化現象。如何看待這個“泡沫”，是酒里有泡沫，還是泡沫里有酒？泡沫存在對新能源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將產生怎樣的影響，企業是否曲解了產業愿景？

　　黃荻：泡沫肯定是有的，關鍵是要正確看待這個問題，比如說產能過剩問題，各種新能源需要區別對待。像風能，你會發現，在一個風電基地，有50%以上的設備都是關機的，它并沒有運作。內蒙古的風力很大，但即便所有的設備都開機，它發的電實際上也沒法上到內蒙古當地的電網上，因為風電電網與我們過去用傳統方式發電所能夠承受的電網并不匹配。如果把風能發電全部上網，那火力設備全部要關掉。從這個角度說，確實存在著局部的產能過剩；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風能占整體能源供應的百分比很低，估計目前不足5%，而發達國家比如德國，風能占整體能源的40%。所以，簡單認為新能源過剩是不對的，實際上還是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這是個牽一發動全身的問題，發電必須與輸電、配電、電網匹配，應當重新規劃和建設電網來適應這個新趨勢。從政策上來說也有要求，一定要保障可再生能源發電的上網問題，是與否并不是這個問題的簡單答案。

　　對于企業來說，不管是多有吸引力的行業，但經濟規律是不變的，都需要正確分析自己的優勢劣勢。無論是擁有新的技術、新的客戶資源或者擁有特別的行業知識，還是能夠比別人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實施技術，這就是核心競爭力。沒有核心競爭力一旦盲目進入，完全可能在一個正確的行業中做出錯誤的事情。往往我們看到的現象是，真正高回報、需要核心競爭力的領域，我們進入的不是很多，反而是一些低門檻的領域大家一哄而上，進入之后發現經濟回報很不好，就會出現泡沫的現象。這也是行業發展的正常現象，因為一些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會慢慢被淘汰。

　　鄭曉軍：肯定是泡沫。在一次發電論壇上，我看到有500多家廠商出現，當時就感覺可能過熱了。中國的電力供應已經足夠，再增加新的供應量，強調如何去進行風能、太陽能發電(目前僅風力發電設備的廠家就約有200多家，光伏更多)，就是過剩。我覺得不如對現有的發電設備進行改造，對現有的發電設施充分利用。事實上，除了發電，建筑節能也能有效減少對能源的依賴程度。如果對傳統建筑進行改造，能夠節省的能源達到80%—90%，而建筑能耗占國家能耗的三分之一，節能潛力真的太大了。

　　歐洲和中國不一樣，歐洲早就把風能作為能源一個重要部分在發展了，而我們是先發展火電和水電，等考慮風電的時候，能源已不再緊缺。中國現在很多火電廠是虧本的，甚至停產。與其說追求新技術增加新能源，不如適度提高火電價格，關停并轉高污染的火電廠，讓新能源有利可圖。因此，任何經濟投入都要考慮需求和供應之間的關系，要考慮市場因素，不能簡單從環保、節能角度去考慮，這是不對的。再好的發電技術，價格沒有競爭力是賣不出去的，光靠政府補貼不行。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將最終殃及新能源發電企業、下游設備和零部件制造廠商等整個產業鏈，新能源將難言希望。

　　有形之手應助力打通產業鏈

　　《董事會》：雖然出現了產能過剩，但目前的新能源產業往往還停留在產業鏈的低端，造成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邁向價值鏈的中高端？

　　鄭曉軍：我們國家很少有人真正了解這個產業的產業鏈結構，事實上，目前新能源發電形不成有效規模，整個產業鏈還沒打通。

　　新能源價格降不下來，跟新能源固定投資比較大有關。以風電為例，目前絕大多數的風電整機制造廠商的核心零部件從國外引進，造成風機整機的價格過高。解決的關鍵要讓國內的生產廠商有一個合理的布局，從整機、零部件、組裝、工程服務進行產業鏈分工，這樣一來配套、分工就能有效實現，大家都有錢賺。

　　從需求和供應之間的關系講，國家需要進行宏觀政策方面的指導，要對高污染企業征收一些懲罰性的污染稅，補貼新能源，讓新能源電價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同時需要對風電行業做出準入限制，必須要達到多大規模才能做。只有讓整個產業鏈不出現供過于求的局面，新能源產業才能走上良性循環，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黃荻：如何邁向價值鏈上游？我覺得企業要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戰略，自身通常要不斷多角度考慮當前和未來，考慮政策、客戶、競爭、供應商的變化，抓住未來的變化趨勢。比方現在能做的事將來未必允許，現在低成本但將來要交錢才能做，這會導致成本變化。再比如，客戶現在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但將來可能會有，如果不能滿足就會失去客戶。和現有的競爭對手相比，大家可能都差不多，但其他企業可能會率先采取一些行動，那么就面臨失去競爭優勢的危險。要從價值鏈上來把握，不但看自身，而且要看到外界的變化趨勢。

　　《董事會》：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困境突出反映在技術基礎薄弱、產業發展欠規范、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上，哪些亟待解決？如何看待政策引導調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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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曉軍：企業的投資行為，政府當然可以宏觀調控，但永遠管不住看不見的手。我們只能說，政府要加強引導，要把產業的真實數據告訴大家；媒體不要自己做出主觀的臆斷，一窩蜂地說新能源賺錢；投資機構要認真做行業研究，對行業發展的前景和產業的能力要多做分析。

　　黃荻：現在已有的政策一方面鼓勵發展，另一方面減少資源浪費。但從長期來看產能過剩問題，只能通過市場中經濟杠桿的作用來自我調節，很難通過政策調節，因為政策永遠是根據過去的數據研究采取手段，而且是個宏觀的手段，它不能像市場手段那樣及時有效。當然，政策在規劃上還需要更系統地鼓勵，不能僅是鼓勵新能源某一個環節。

　　最大的風險是投資失誤

　　《董事會》：從眼下的新能源產業到實現低碳經濟，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鄭曉軍：對于一個區域來說，發展低碳經濟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集中與分散的關系，供應上要分散，消耗上要集中。供應上，遠程的電力傳送會產生能源損耗，有時損耗能達到一半以上，比如三峽電送到廣東損耗就很大；而在能源消耗預算方面，我們也沒有處理好集中與分散的關系，消耗電力都是分散式的方法，像每座辦公樓都有自己的空調設備。

　　在對碳減排的承諾方面，我們要有更多的責任感。發達國家可以購買發展中國家的碳減排指標，這本身就是個錯誤，等于用錢把我們的污染權賣給了別人。我們更多是把碳指標的交易看成近期碳減排的投資行為，拿到錢后自己的污染、節能狀況并沒有改善。正確的做法是，應該用碳減排指標得來的資金建立碳減排基金，在賣指標的同時再投資回來，專款專用。

　　就企業而言，其實低碳經濟本身已不僅是個口號，像節能建筑確實是能為用戶省錢的，但很遺憾很多企業還是在炒作概念，或者沒有就整個發展戰略做好規劃。

　　黃荻：這涉及三個層面。從政府的角度要給予持續的關注，要有一個持續的、長期的政策；從企業來說，可能要有領頭企業慢慢做這個事，然后其他企業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定要做的，別無選擇，要建立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從消費者來說，我想還是處于一種相對比較盲目的熱心，不太清楚作為消費者本身還能做什么，或者是我做的這些事到底產生怎樣的影響，可能還是處于“知道型”而非“知識型”的狀態。這三個層面都要持續進行一些深入的工作。

　　《董事會》：在轉型低碳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可能面臨怎樣的風險和困難？

　　鄭曉軍：最大的風險還是投資失誤。

　　現在，對風電和太陽能的投資已經給很多企業造成很大的風險。很多企業沒有對產業鏈進行研究，不對盈利能力、競爭對手、市場前景、可能風險進行深入分析，往往自己頭腦發熱就決定往里跳了。本來一個產業鏈中各個環節都有人參與，但現實情況是產業鏈中有些環節沒有人做，有些環節做的人太多。企業決定做哪一個環節是至關重要的，明白投資環節的重要性，融資模式、業務模式、盈利模式事前準備充分了，才能做出可能成功的決策。

　　而對于已經投入很多生產線，掌握了一些技術的企業，我覺得應當充分運用應用程度的轉型。比如生產太陽能多晶硅不行了，可以做別的行業；做太陽能發電不行了，甚至可以做太陽能汽車，不一定要把眼界局限在太陽能發電設備上。

　　黃荻：對企業的風險要從不同角度來看。一是部分產業的萎縮甚至是消失。一些高污染、生產技能落后的企業，可能會被同行業生產技能比較先進的企業所代替，它就會漸漸消失。例如工藝落后的化工廠將被關閉，小礦窯將被封閉，小規模火力發電設施將被升級。

　　二是新產業的出現，實際上會直接產生一些非常大的變革，這一點大家關注還不太夠。除了新能源產業之外，比如消費品行業，我們要把消費品的整個碳足跡標示出來，這樣消費者選擇產品時可以把它作為一個指標，這就要求廠家在產品設計、使用材料時進行創新，甚至需要“綠化你的供應鏈”。